“考试答题时要注意书写和卷面整洁”,几乎成了每位老师临考前的必叮嘱。这句话反映出高考对苦读十二年的学子意味着什么:它决定着能否进入大学配资中心,能否改变命运。能把本该拿到的分数拿到手,对考生而言至关重要。
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有一个年轻人把这种“常识”彻底颠覆了。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,他到了农村,几年后在生产队表现突出,被上级举荐参加恢复后的大学入学考试——他却把试卷交了白卷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这张白卷不仅没有阻止他进入大学,还在社会上掀起了风波,最终促成了当时高校录取制度的一次改变。
这位青年叫张铁生,1950年生于辽宁铁岭。他从小在东北广袤的土地上长大,爬树、摸泥鳅、寒冬跳河游泳,体魄强健又爱动脑。上学时他是班里的尖子生:上课认真,考试成绩常居前列。高中一毕业,他听从国家号召走向农村,开始了知青生活。
展开剩余81%在田间地头的几年里,张铁生并非只会念书的书生。习惯了野外生活的他干起活来麻利又吃苦,常把脏活累活抢在前面。作为生产队的一员,他不仅与村民相处融洽,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:年出勤天数超过三百四十天、常常一天干上十几甚至十八个小时,这样的劳作强度让后来流行的“996”都显得轻松许多。凭着踏实肯干的作风,他很快被提拔为生产队第四支队的队长。
1973年,恢复高考政策在当时又做了一次调整: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,加入了对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理化等科目的笔试考核。上级推荐的张铁生得到参加考试的资格,这对多年离开校园、长期在田间劳作的他来说,既是机会也是挑战。考试定在六月上旬,正值北方农忙季节,作为队长的他必须组织收割、晾晒、装袋等工作,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在田里,复习时间寥寥无几。虽有临时突击,他的语文和政治还能靠记忆应付几道题,但数学和理化这样需要长期训练的科目,短时间内很难补回来。
走进考场时,周围考生都奋笔疾书,张铁生却越看试题越觉得陌生。写作题目让他一时无从下笔;数学和理化题甚至看不懂。胸中那股辛苦劳作、被机会擦肩而过的愤懑逐渐积聚,他干脆在试卷背面写下了一封题为《给尊敬的领导的信》的长文,痛陈自己对以考试为唯一准入门槛的不满,批评这种做法可能把真正愿意投入生产的人拒之门外,只容“书呆子”进学堂。最后,他把语文写了部分,数学理化几乎空白,整张试卷可以说是“白卷加议论文”。
令人出乎意料的是,这封写在试卷背后的信引发了广泛关注。部分刊物转载了这封信,舆论把他称为“白卷英雄”,声援他对公平与能力认定方式的质疑。最终,尽管他的语文得了三十八分、数学六十一分、理化只有六分,张铁生还是被录取进了辽宁省铁岭农学院,学兽医。更重要的是,在舆论推动下,当时实行的这套加入文化考试的录取制度很快被废止,大学入学又回到了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为主的模式。
大学期间,张铁生既学习专业知识、做兽医实践,也因那张白卷和引发的社会讨论,被一部分人推上了政治舞台。他很快成为学院党组织中的活跃人物,并被举荐进入人大常委。与此同时,他在校里也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董礼平,两人相恋、准备毕业后结婚。
然而命运又一次急转。1976年,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,张铁生被有关部门逮捕,随后长期遭受关押。1983年法院以政治罪名判处他十五年有期徒刑,并从1976年起算;最终他在1991年出狱,年届四十一。多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与社会脱节,但回到家人拥抱下的那一刻,他仍然迎来了温情:多年未婚的董礼平一直守候,出狱后两人结为夫妻,不久迎来一个女儿。
重回社会后,已步入中年的张铁生面临就业困难。靠着朴素的吃苦本色和勤勉的工作态度,他在一家饲料公司从基层做起,工作严谨,常常在完成本职之余帮助同事,因表现突出逐步被提拔为办事处主任。但人红是非多,职场中的排挤让他最终选择辞职创业。凭借多年的积蓄和弟弟的帮助,他创办了“天地牌”饲料有限公司。凭着对市场的敏感与不懈努力,公司在九十年代成长为东北地区的行业龙头之一。到2014年,“天地牌”成功上市,张铁生也成为身家可观的企业家。
张铁生的人生充满了大起大落:从中学毕业生到知青、生产队长,再到大学生、短暂的政坛人物、长期的囚徒,最后成为企业家和家庭的顶梁柱。他经历的每个阶段都足够写成一部故事:既有理想与热血,也有误判与磨难,最终以平凡人的坚韧与执着迎来安定与成功。
如今,他已和家人在新西兰定居,准备平静度过晚年。回望往事,张铁生常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,只不过年代和际遇把他的故事放大成了传奇。他的经历提醒人们:时代的波动中,个人的命运可以跌宕,也能靠努力与坚韧逐步走回正轨;面对挫折,不放弃希望,终有转机。希望他在海外的生活平安顺意,也愿他的故事能鼓舞更多在困境中坚持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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